「膽小鬼連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都會受傷。」這本小說雖然如此厭世，在第二手札結束前，倒也不會令讀者難以下嚥，主要是因為太宰治不時在文中穿插了恢諧的劇情，例如：葉藏為了逃避現實加入共產讀書會，卻弄假成真、表現優異、被委以重任，接下越來越多任務、忙不過來，因而萌生死意…
一位小說家到千葉縣船橋市拜訪朋友時，在當地咖啡廳小歇，老闆娘把老友「小葉」（大庭葉藏）的三張生活照及三本筆記（手札）當成了小說素材，借給小說家。大庭葉藏的筆記自白構成「人間失格」的主要內容。
照片拍攝時間，分別是大庭葉藏10歲、高中（也有可能是大學）、及無法推敲但大庭頭髮已略有花白的時期。
童年勉強擠出的笑容、學生時期俊秀但不見「人味」的微笑、衰弱略顯老態且面無表情的「死相」…三張照片都令小說家感到不舒服，但手札的瘋狂內容卻很吸引人。
第一手札的資訊：
大庭葉藏生長於東北鄉間的有錢人家，排名老么，自小體弱多病。
家庭氣氛嚴肅守舊，對於在東京當議員不常回家的父親有敬畏感。
天資聰穎，請完長期病假後返校考試仍能取得佳績，因此得到同學尊敬。
個性相當敏感富有觀察力，但有過度臆測及莫名畏懼旁人的傾向，為了使自己跳脫這樣的壓力（也包含同學對自己的尊敬），會選擇搞笑來取悅旁人，但自稱對人類「這種生物」無法完全信任。
孩童時期曾被家中傭人「侵犯」過。不知是否本人不想回憶，即使是手札如此私密的東西，葉藏對此事僅輕描淡寫草草帶過，也沒對其他人開口提起。
曾目睹父親所屬政黨的友人們言行不一的交際嘴臉，更加深對人類行為的不解，導致自己性格孤獨、卻又得常常戴著搞笑面具與人交往，但也因此特別有女人緣，可能是女性認為自己能守住「秘密戀情」。
第二手札的資訊：
大庭葉藏因考上外地的中學而離鄉。被同學「竹一」發現自己刻意以「諧星」的姿態與同學往來後，感到更加憂愁，刻意接近討好竹一。
竹一無意間對葉藏下了一個評語：「日後一定會有女人迷上你」，被葉藏視為可怕的預言，因為女人比起男人更加難以捉摸。葉藏回憶起兒時家中成員及親戚，女性為數眾多，再加上侵犯自己的女傭的話，跟這些人相處起來簡直如覆薄冰。
住宿家庭寡婦房東的兩個女兒與自己相處的瑣事，也被寫在手札中：大姊的無理取鬧與小妹的三姑六婆八卦嘴…葉藏用恢諧卻無奈的語氣表達自己對女性的看法。
看過葉藏收藏的梵古自畫像複製畫後，竹一認為是「妖怪畫像」。這句話開啟大庭葉藏心中某個開關，「從此決定了我的墮落之途」。葉藏自小喜歡畫畫，與其刻意用平庸筆觸畫些美麗事物，葉藏反而更享受讓讓竹一欣賞自己私下畫出的陰鬱的自畫像（也只讓竹一觀賞）。
「你將來會成為畫家」。傻瓜竹一給葉藏的第二個評語好像「烙在額頭上」：考上東京的高中後，住在東京上野櫻木町父親的別墅裡，葉藏無法適應高中生活，沒事就蹺課到美術教室學素描，因此認識酒肉朋友「堀木正雄」，學會了菸、酒、妓女、當舖、及左翼思想，還參加了共產主義讀書會。
對大庭葉藏來說，與令自己畏懼的世人相比：老是自顧自玩樂的堀木、沒什麼慾望而近乎白痴總是表達善意的娼妓（所謂無欲或許指的是只求溫飽）、暗地裡緊張搞共產運動但個性單純的讀書會同志們…這些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與自己有相同的氣息，反而容易相處、令自己心安。
高中讀到一半，因父親無意再選議員、將東京的別墅賣掉，大庭葉藏必須外宿求學，雖然父親還是定期提供零用金，但房租這筆額外支出讓揮霍的葉藏壓力很大，為了逃避現實，葉藏變本加厲跟堀木四處尋找便宜的酒、買醉鬼混、參加地下運動、蹺課，連畫也不學了，還心不甘情不願地跟身邊的多個女人們交往，搞得自己更不開心，精神更加萎靡不振，最後和一個窮酸的有婦之夫交往、當小白臉、殉情…女方死了自己卻活下來，被送到醫院靜養。
第三手札的資訊：
殉情事件後，大庭葉藏處於緩起訴狀態，被高中退學，寄居父親友人「澀田」住所，猶如被軟禁似地由澀田父子看管著，似乎被斷絕父子關係，由哥哥們私下寄錢，透過澀田轉交給葉藏。葉藏開始為三流雜誌畫漫畫維生。
某日，在澀田逼問是否要復學的情況下，逃到堀木正雄住所，巧遇堀木的同事，單親媽媽「靜子」。之後與靜子同居在高園寺，照顧著靜子的女兒「茂子」，在靜子的介紹下幫兒童雜誌畫漫畫，工作有了些起色。堀木因此以「媒人」自居，三不五時找澀田討錢喝酒，還挖苦葉藏，讓葉藏心生不滿，開始稍微反省自己的軟弱，但在自認無法帶給靜子母子幸福的情況下，離開靜子，跑到京橋的一間小酒館，在老闆娘允許下寄住於二樓，酗酒情況比起在學時更加嚴重。（可能因為昭和空襲後東京殘破不堪，日後老闆娘輾轉來到千葉縣船橋市開咖啡廳、收到葉藏的三本手札，交給小說家當素材）
大庭葉藏不知怎麼地又吸引了酒館旁菸店老闆的女兒「好子」，人如其名般的單純女孩。兩人結婚，葉藏振作起來戒了酒，專心在漫畫工作上，人生終於開始走向正途。
幸福日子沒持續多久。大庭葉藏工作上接觸的漫畫商人，趁損友堀木找葉藏出門喝酒不在家時，強暴了好子。葉藏沒有勇氣質問好子事發經過，煎熬多日後，吞安眠藥自殺，雖被救起但身體變得更差了。
為了再次戒酒振作起來工作，在藥店老闆娘介紹下接觸了嗎啡，上癮，陷入以藥提神畫漫畫賺錢還不夠支付藥費的地獄，為了解脫再次自殺又被救起，然後被送到瘋人院靜養，「失去當人的資格」。住院期間父親往生，在兄長安排下出院住在東北一處溫泉鄉的簡陋茅屋中，由年長的女傭照顧，過著渾渾噩噩、偶爾還會被老女傭侵犯的日子。
手札結束記錄的時候，大庭葉藏髮已花白，當時他才27歲。葉藏始終沒有從他口中「人類」的地獄解脫。
小說家在離開船橋市前再次拜訪咖啡廳老闆娘詢問大庭葉藏的下落，老闆娘也沒法回答，只能推敲以葉藏的身體狀況，恐怕早已不在人世：「都是他父親不好…我認識的小葉，就算喝了酒，也是個像神一般的好孩子。」
「大庭葉藏」和太宰治的生平相當類似，一生和女人糾纏不清，多次自殺，該書又是太宰治的遺作，因此人間失格被讀者視為太宰治的半自傳性作品。
「人間失格」裡的小說家沒有姓名，這個虛構小說家只以第一人稱「我」來自稱，以「我」的觀點描述取得「大庭葉藏」手札前後與咖啡店老闆娘的對話。
閱讀「人間失格」時，視角從虛構小說家「我」的第一人稱切換到「大庭葉藏」手札的自白，讓人一頭霧水。直接以手札內容作為小說本體豈不省事，太宰治為何要在「人間失格」創造了小說家的角色，藉由小說家「我」取得筆記的過程，帶領讀者閱讀「大庭葉藏」的手札內容？
推論：太宰治可以從「小說家、船橋市咖啡廳老闆娘、大庭葉藏手札自白、損友堀木正雄」四種角度來評論葉藏的人生。
小說家代表普羅大眾。相較之下，葉藏的邊綠人行為令人匪夷所思、無法理解、卻又吸引人，手札內容簡直跟「藍色蜘蛛網」的故事一樣，小說家認為不用改編，最好「原封不動請某家雜誌社刊登」。
船橋市咖啡廳老闆娘認為，葉藏就只是個機伶、個性率直的好孩子。也許在東京開酒館時，看多了這類失意酒客，老闆娘對於大庭葉藏這類藉酒澆愁的人，比起小說家更多了一份同情感。
大庭葉藏認為自己是個廢人。雖然出生時拿了一手好牌，長相俊秀、家境富裕、頭腦聰明，但始終無法好好處理人際關係（包括父子關係），既害怕表裡不一的人類，也無法離開社會，老想討好四週的人，更沒有拒絕別人的勇氣，只有與娼妓、無腦損友、地下活動者這些低階人士在一起時，才能稍微放鬆…但最後還是得戴上搞笑諧星的假面具來應付大家、搞砸一切，把身邊女人給拖下水，也賠上自己的健康與人生。
堀木正雄是社會現實陰暗面。葉藏與堀木互相鄙視，卻又老是分分合合互相利用。葉藏利用堀木當嚮導、找尋可供容身的酒池肉林，逃離世間人際交流；堀木則利用葉藏的金錢吃喝玩樂，心情不好發酒瘋時還數落葉藏不該玩女人。社會總是充滿雙重標準、五十步笑百步的事：堀木愛喝酒、尋花問柳，品德絕對不是上等，卻義正嚴辭地批判膽小的葉藏不懂人情事故。堀木的言論客觀，且沒有闖下殉情害死女人的大禍，所以站得住腳對葉藏品頭論足；但帶領大庭葉藏接觸菸、酒、妓女、當舖、及左翼思想這些東西的，也正是堀木正雄這個損友。
這本小說雖然如此厭世，在第二手札結束前，倒也不會令讀者難以下嚥，主要是因為太宰治不時在文中穿插了恢諧的劇情，例如：葉藏為了逃避現實加入共產讀書會，卻弄假成真表現優異而被委以重任接下越來越多任務、抱怨忙不過來，因而萌生死意；記不清一同殉情女子的名字，卻難忘與女子用餐時那個禿頭老闆的長相，只因為握壽司實在太難吃了；或是接受殉情事件偵訊時，比起自己的判決，還更擔心假咳血裝可憐是否被檢查官給識破…葉藏在生活中掙扎的過程越搞笑，反更凸顯鎮日臆測他人想法的恐懼感有多鬱悶。
大庭葉藏就是個悲劇性的丑角：極端善良觀察敏銳，懂得察言觀色討好旁人，卻無法信任人類也不願傷害別人（童年被年長女傭侵犯的離譜事件竟在成年後又發生了一次）、沒有愛人的能力，無法理解他人言行不一的舉動，自己卻也言行不一地用笑臉敷衍旁人…最後終於自取滅亡。咖啡廳老闆娘說「大庭葉藏是個神一般的孩子」，也暗示了葉藏始終沒能鼓起勇氣成為能夠拒絕他人捍衛自己的大人。
這是葉藏的錯嗎？人本來就是脆弱的生物，不可能一直保持在意志堅強的狀態：身材肥胖卻忍不住吃甜食、許下新年新希望到了隔年卻又一事無成、發誓要早睡早起但晚上卻忍不住滑手機追劇玩手遊、主管不在眼前就忍不住跟同事碎嘴聊天、一不開心就買醉、賺得不多卻老做著中樂透的白日夢浪費錢買彩券、明明已有伴侶卻忍不住想偷吃外遇…大庭葉藏不過是意志不堅的芸芸眾生中那個特別無法自制的可憐人。
為了解太宰治寫下「人間失格」時的時空背景，可參考下列文章：（來自聯合新聞網「鳴人堂」，非我所撰寫，可點擊原文連結網址，內有太宰治相片）
原文連結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64/3200805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日本無賴作家太宰治的厭世人生
（節錄自《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作者：邱振瑞。出版社：蔚藍文化。出版日期：2018/06/11）
從人性與作家生涯的角度來看，太宰治是個不折不扣的怪人。這個日本現代文學「頹廢派」的代表人物，被視為日本文壇上為數不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那獨特的「自我毀滅」及文學體裁，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那個時代芸芸眾生的精神面貌，但其實更多時候是，表現出他在遭遇生命頓挫後的厭世與絕望情緒。
若是如此，或許我們不應只滿足於這視角提供的面向，而是趁這個機會來理解他生年卒歿的時代背景——1909（明治42）年至日本戰敗的1948（昭和23）年，這樣必能在文學作品論這種話語空間之外，重新得以用歷史的眼光看待餘溫猶存的事件。
變動的社會，壓抑的時代
眾所周知，日本進入大正民主思潮時期，國民們極力主張打破派閥的藩籬，擁護憲政體制，大型的群眾運動在這股潮流中揭開了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的產業和資本主義進而飛躍性的發展，儘管政黨政治暫時中斷，但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護憲運動仍找到復興的力量。
此外，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由於教育普及和新聞傳播媒體的擴展，促使個人的主體性和文化學養的深化，比以前更加重視。而以志賀直哉（1883-1971）和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為代表的「白樺派」作家，就是在這文化風潮的激發下，以揭櫫自我意識、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為主，成為引領大正時期的重要文學思潮。
純文學的領域開始開枝散葉，電影、大眾小說、廣播等大眾文化，同樣新生遍地般的發展起來。正如許多很難調和的矛盾那樣，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相對地亦刺激本質趨向保守的國家主義的疑懼和措施，1925（大正14）年，日本議會立法通過了《普通選舉法》和《治安維持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昭和年代又出現了新的歷史轉折，先是面臨經濟恐慌的威脅，接著開始出兵攻打中國，原先通過的普通選舉和社會主義思潮受到打壓，經由這番徹底清洗與改造以後，壟斷資本集團的經濟勢力更為穩固壯實，大多數的民眾則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中充滿恐慌與不確定的徬徨。
然而，在這種局面下，軍部和右翼的態勢更加迅猛，他們推動強硬的大陸（中國）政策，用激進的手段改造國家體制，試圖藉此殺出困局與重圍。於是，剛萌芽的政黨政治遭到扼殺，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風尖浪頭被掃抹成噤若寒蟬的冷然。之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滿洲國，使得在國際地位上愈形孤立。詭異的是，隨著國際情勢危機的加劇，軍部更擴大對於政治層面的管控。他們整備軍力為戰爭體制預做準備，而引燃中日戰爭的砲火自是這種邏輯運作下的結果。
這場戰爭一開始就注定必須長期奮戰，不可能速戰速決，日本軍部為此焦灼不已，急待盟友伸出援手，進而與德國和義大利結為神聖同盟，決定與美國和英國對立。有此以國家為名的正統性，日本的產業、政治、教育、思想等所有社會體制，全部被動員投入戰爭體制裡，要在太平洋戰爭中決出勝負來。
結果，日本於第二次世界戰中以戰敗者的愕然與悔恨收場。接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駐軍正式占領了這個曾經睥睨亞洲的大日本帝國。用日本知識人的說法，日本就此走入「戰後」的時代。
美國對於日本的占領政策很有見地，做法非常果斷有力，他們徹底把日本改造成非軍事化的國家，推動民主政治體制，解散壟斷資本集團、實施農地改革，以及落實諸多政策等。而這個改造的成效，在翌年的1946年，以主權在民、追求和平、尊重人權為宗旨的日本國憲法正式頒布並實施。
兩極性格：自虐情節與極高的自尊心
太宰治作為這些歷史風雲的親歷者，自然也要在其文學作品中，表達自己的同情、苦悶、懦弱、沉迷、懼怕、厭惡、內在逃亡，以及因自甘墮落衍生的痛苦與自影顧憐。我們若沿著編年史及其人格特質的路徑走去，然後隨著我們對其理解的理解（by 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相信都能找到超越於文本之外的發現。
從太宰治的作品中，不管是其率性地坦承以告，或者由人物話語的間接轉述，我們都能輕易知道其性格的根源，與生俱來的強烈自我意識，而且非常在意「他者」的目光，這些不可阻擋的心理壓力，將他推到了另一個人格演示的極端。他在〈回憶〉（自傳小說）一文中說：
我總覺得有人在背後窺伺著，所以我要經常地擺出某種姿態來。
在他看來，他背後的「他者」，總是不懷好意地監視他，這讓他感到顫慄與惶恐，要脫離這種困境的糾纏，他就不得不自我偽裝起來，以求安全的庇護。
正是這個病理性的導引，使得其作品的精神性不斷地陷入沉淪與自我否定的深淵。他說，他天生就缺乏活下去的勇氣，尤其祖上是青森津輕的大地主，相對於他生活在普羅大眾的時代裡，他下意識地同情認為，貧窮階級受到不當的壓迫，因而讓他更厭惡自己的出生家庭。
於是，他經常表現出軟弱與自卑感、見不得人，多餘之人的負面情緒，並滲透著原罪的負疚感就不足為怪了。他在〈二十世紀旗手〉中的名言，「出生為人，我很內疚」，既是來自痛苦源頭的總結，又具體而微地送出了內在回聲。
與此同時，在太宰治的生命歷程中，似乎有兩種命定的力量在拉扯，非把這個神經質的作家撕成兩半不可。正如上述，太宰治沉迷於自虐的情結之外，自尊心極高、注重社會體面、愛好面子、同情弱者，有時甚至為自己的生家引以自豪，對於他所退卻並保持安全距離的「他者」，卻又表現出「依賴」與「奉獻」的態度，完全不理會自我矛盾向他發出的嘲笑。
在這個性格的脈絡下，早年埋下的羞恥感不時發生作用，像沉渣泛起活躍在他經歷過的往事中。1930年，他到帝國大學法文系就讀，離開青森的老家來到政治文化中心的東京。時代的氛圍很有感染力，總是輕而易舉把知識青年激盪得熱血奔騰起來，他加入了非法的左翼團體，試圖為理想的社會做出貢獻。
是年，9月30日，他唆使玉屋的藝妓紅子（本名小山初代，1912-1944）出逃上京找他，他們在東京市本所區的東駒形同居生活。然而，這兩件叛逆的事情卻讓太宰治的生家很不光彩，長兄津島文治奔至東京把他帶回青森，並被本家斷絕分家關係。只是，這起風波才剛剛落幕，他又闖出了新的禍端。12月29日，他與咖啡館女侍田部締子到鎌倉殉情未遂，而這近乎荒唐的行為，吃上了協助自殺的罪行，遭到起訴判以緩刑。
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小山初代為此非常憤怒，要太宰治明確地表態。在此壓力之下，他於數天後與小山初代舉行了臨時婚禮。不過，津島家並不承認不同意他們入籍。儘管如此，1931年2月，小山初代再度上京，與太宰治在品川區的五反田共組新的家庭。直到翌年7月，她跟隨太宰治並用川崎想子的假名投入左翼社會運動的狂潮中。
小山初代：無法忘卻的情緣
與太宰治的奇特人生相比，小山初代似乎也是命運多舛的女人。1936年，太宰治由於藥物癮症的緣故被送至武藏野醫院治療。這段期間，他的表弟小館善四郎（當時是個學畫的學生）常來家裡走動，卻與小山初代關係曖昧。1937年3月初旬，太宰治亦察覺到他們倆的非正常關係了。
這時候，其表弟從太宰治私信的某個片斷裡，誤以為他與小山初代的關係已然暴露，便向表兄太宰治坦承以告。在那之後，小山初代與太宰治相偕到谷川溫泉附近，試圖吞服安眠藥自殺，可是沒有成功。到了6月，小山初代的叔父居中調解，正式向太宰治提出離婚協議。小山初代獲得太宰治30日圓的贈予，返回故鄉青森，在青森郊外的淺蟲幫忙家裡賣魚。
不久後，她沒告知家人，逕自到對岸的北海道四處流浪闖蕩。據說，在這時期，她佯裝成處女與年輕男子結婚。之後，聽信出身九州的軍人的說法，前往中國滿洲，後來搬到青島，輾轉淪為某個軍職人員的情婦，過著自暴自棄的生活。
1942年初秋，小山初代曾經短暫回國，來到位於東京杉並區造訪小說家井伏鱒二（1898-1993，著有《山椒魚》、《遙拜天皇的隊長》、《本日休診》、《黑雨》等作品）。她逗留了一星期後，回到老家待了一個多月。巧合的是，她遇見了小館善四郎，他好意地相勸，要她早日找個良人結婚。
在那以後，她又造訪井伏鱒二的住處，不顧井伏夫婦的勸阻，前往茫然四顧的中國青島。事實上，那時她已患有顏面神經痛，卻沒有積極的治療。1944年7月23日，她病歿於青島，享年33歲，8月23日，其遺骨置於白色木箱裡被送回日本。
然而，據太宰治向井伏鱒二轉述，小山初代死於1945年4月10日。對於太宰治而言，或許他終究無法忘卻這個羈絆的情緣，以致於他在〈HUMAN LOST〉（1937年）、〈捨姥太〉（1938年）、〈東京八景〉（1941年）這些作品中出現的女性群像都充滿小山初代的面影。
從貴族淪落為邊緣人
確切地說，其實太宰治早期的作品中即表現出對於挫敗、虛無、悔恨的迷戀，進而把它浸染成無限哀怨的文學基調了。《晚年》是太宰治的處女作品集，他曾經表明這部作品就像身後遺言一樣。雖然有這種因素，他仍然努力地提升小說的藝術性，要展現身為傑出小說家的才華與自尊。於是，他陸續發表了幾部短篇小說，迅即得到許多好評，起初，他還為這名聲的降臨而有些困惑，但這份來自文壇的肯定發揮著啟發和刺激的作用，促使他在文學領域裡更具企圖心了。
他像之前參與過左翼社會運動那樣，在《虛構的徬徨》做出有意識的叛逆，其目的在於，突顯自己與所處的時代扞格不入，最後導致自我精神的沉淪下陷，被迫淪為現實社會中的邊緣人，這應該是他多年壓抑卻伺機想噴薄而出的憤懣。矛盾的是，在他與社會的正面對決中，又不全然感到勝利在握，轉而在現實生活裡求助於宗教力量的拯救。
於是，他開始親近聖經和基督教，希望神向他施出援手，把他從羞愧和背叛（後來他轉向放棄左翼社會運動）理想的死亡幽谷裡引領出來。例如，有評論家指出，太宰治的短篇小說〈十二月八日〉，即是在二戰時期屈從和追隨日本軍國主義潮流而寫，弔詭的是，同樣這篇作品又被輯錄在《抵抗文學集》裡，向讀者的認知領域抹上疑惑的光暈。
或許應該說，太宰治很渴望得到徹底的救贖，所以只有增加自毀和自虐的程度了。因此，在〈狂言之神〉中，他藉由「在沒有月亮的夜裡，只有我一個人逃了出來，其餘五個夥伴，全數失去了性命。我是大地主的兒子。然而，地主就是地主。他就是你的仇敵。它正等待要嚴厲懲罰背叛的人。」「我試圖與某個有夫之婦殉情。我二十二歲。女子十九歲。在臘月嚴寒的深夜，那女子穿著大衣，我也沒有脫下斗篷，就跳入水中了。後來，那女子死了。」既成事實的細節描寫，正是在表露他最深切的愛與怕，那種抓不住的徬徨。
作品評價兩極化：是藝術，還是崩壞？
正如前述，這種情況在太宰治「芥川獎」叩關失敗、習慣性嗜藥和欠債等醜態不斷發生後更加劇了起來。他為此變得極端地自我厭惡，始終在自我肯定與否定之中徘徊，不知要走向何處。出於無奈的做法，他的家人只好將他送進精神療養院治療。
經過這段安養的日子，他的身體恢復健康，逐漸有了自信的意識，稍微敢於正視萎靡重生的自己。他說：
我不需要對過去再做追悔了。從現在開始，我真的可以重新出發嗎？
從這個文本看來，他似乎還沒有足夠的自信，對於未來的生活將信半疑。然而，在他第二度結婚，過著踏實的小市民生活，生活和行為與社會取得和解（如微笑的能劇面具），他的創作力也旺盛起來，諸如〈滿願〉、〈富獄百景〉、〈女學生〉、〈葉櫻與魔笛〉、〈新樹的語言〉、〈關於愛與美〉這些呈現女性生理與心理情感，以及為家庭親情獻身的堅忍品質的作品，可以說是他對於這場大病後自覺地做出的精神註記。
日本進入太平洋戰爭期間，太宰治以西方文學或聖經為題材，創作出〈奔跑吧，梅洛斯！〉（此文被選錄在日本國語教科書）、〈新哈姆雷特〉等表現愛與罪、信任與反叛、真實與虛假之間的衝突的作品，這種改寫的內容獲得了西方讀者的青睞。
然而，性格反覆的他很快地又退回到矛盾的位置上，在〈蟋蟀〉和〈乞食學生〉中，向已然恢復的現實生活投以懷疑，甚至要放棄理想的追尋。直到二次大戰末期，他才轉而緬懷那消失的日本文化底蘊之美，用〈右大臣實朝〉（他敬仰實朝這位武士與詩人）、〈新釋諸國噺〉、〈津輕〉、〈御伽草紙〉（取材自井原西鶴《諸國噺》短篇集）等作品，改寫成現今的人物藉此回歸傳統的召喚。
在太宰治眾多的作品中，他寫過《斜陽》和《喪失為人資格》（編按：一般譯作《人間失格》）兩部長篇小說，以內容和結局而言，西方讀者較為接受比灰暗悶絕的《喪失為人資格》稍見樂觀氣氛的《斜陽》，無論這是他聲稱的用藝術性來體現當時日本社會的深層變化，安靜地凝視貴族階級的沒落、及其後來淪為道德過渡時期的犧牲者，或者對日本古老文化與理想亦伴隨著戰敗而崩塌的悲嘆。
換言之，雖然他在作品裡有些文章顯然是舊文重整，並看得出套語或為擴展篇幅的過場引文，但這兩部作品確實成為探索其精神世界的關鍵之一。太宰治的作品評價向來有兩極化傾向，有些讀者就是熱愛其直率而頹靡放蕩的文風，那種敢於用毀壞自身來控訴時代和社會的壓迫的狂野；但是有些讀者卻看不慣這種無用的墮落，這種分明對於生活無限絕望，卻又惡意拉人下水的作為反感至極。這些評語都顯示出崇尚文學藝術性與道德教化的命題衝突。
小結
那麼日本文學專家又是怎麼看待呢？在日本文學研究取得輝煌成就的唐納德．金（Donald Lawrence Keene，1922年生，2011年東日本地震後，歸化為日本國籍，易名為「鬼怒鳴門」）的說法，多少映現出博雅長者的寬容。他說，從根本上而言，與太宰治同時代作家的作品之所以缺乏思想深度，很大部分要歸因於時代的局限。
進一步地說，在二戰期間執筆創作的日本作家，尤以在軍部的嚴格控管言論下，很難盡情發揮所長，有些作品只能拐彎繞路地寫，真要硬幹相向，就得付出慘重的代價。反骨的作家敢於正面迎戰，內心軟弱的作家則選擇悔然的附隨，俟二次大戰結束，作品重新出版之時，再做補充改寫。
或許，上述的爭論不可能獲得解決，或者根本也不需要解決的。搶讀與拒讀太宰治的小說，同樣適用在這個範圍裡。那些只想跟風追讀的人，就買來翻閱看看，而一開始就覺得不值一讀的人，就忠實於自己的看法，所謂眼不見為淨。畢竟，人云亦云向來只能證明盲從的荒蕪，不能用來證明更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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